革命或嗝屁

    格瓦拉，一個早逝又附有過多傳奇色彩的歷史人物，一個凡夫俗子、血肉之軀，古巴革命的中堅力量，卡斯楚革命前的戰友，革命後意識型態上的反對者。格瓦拉是蘇聯的敵人，同時也是美國的眼中釘。醫生、旅行家、浪漫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游擊戰士……這些對格瓦拉來說，不過是種偽裝，是件虛假外衣。真實的格瓦拉，那個死在革命戰場上的格瓦拉，是個強烈的民族主義者。藉由那股對民族主義的強烈狂熱，格瓦拉認知到整個南美洲陷入了受資本主義大國控制的沉痛局面，唯有服膺於列寧所改制過的馬克思教條，實行世界革命，把受壓迫的南方世界聯合起來，如此才能救南美於危亡。也因此，最終，格瓦拉成了一個社會主義式泛南美洲民族主義者。

    1928年生於阿根廷中產階級家庭，青壯年階段投入古巴革命，革命成功後擔任古巴政府要職，1967年死於玻利維亞，美國訓練出的特種部隊的槍口下。他是一個被資本主義商業化，被世界各國人民(尤其是青年)過度消費的謎樣人物。許多人把他的肖像穿在身上，但卻一點也不認識這位男子；許多人聽說過他那英雄般的壯闊傳奇，但是卻僅從單一面向認識格瓦拉；許多人罵他是殺人機器，但是卻未曾傾聽讚揚他的聲音。

    然而，世界上，那些描寫格瓦拉的書籍多如牛毛，除了《切·格瓦拉之死》[1]那本小說以略帶嘲諷的文筆對之描繪外，其餘全是將格瓦拉神格化、理想化的著作。一般讀者也許沒有多想，也許刻意忽略，但實際上從一些歷史事實，從格瓦拉的一言一行上，我們可以看見，那些無法隱藏也無處可躲的政治意識形態向我們展現開來。

    高二那年第一次閱讀格瓦拉的日記，那時未經政治相關訓練，對意識型態這個詞語當然也是一知半解，腦海裡只知道不斷重覆著格瓦拉那讓人熱血沸騰的言行，對於他的人身崇拜顯得幼稚而純粹。我跟格瓦拉，這位已逝名人從那一刻起，牽上了聯繫，我買他的著作，也買別人描寫他的書籍，總之，一切與格瓦拉相關的事物我都如癡如醉的試圖了解。不過卻是越看越盲，越聽越聾，越陷越深，我成了耽溺在浪漫主義中的格瓦拉吹捧者。

    直到來到政治系面試的那一天，當我在教授面前提及格瓦拉的當下，被教授狠狠的駁斥一番後，我才赫然發現，原來，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樣推崇格瓦拉的。而這也就意味著，格瓦拉這個人絕對不是完美的。那一刻起，我與格瓦拉的聯繫邁入下一個階段，開始從人的角度來看待他，而非英雄，更不是神。

一、早期家庭生活1928~1945

    家庭生活對一個孩子及其未來人格發展、思想演進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元素，每個人受家庭的影響都極其深遠。為理解格瓦拉，這無疑是筆重要的資料。

    1928年格瓦拉生在阿根廷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母雙方在當地都是望族之後。生活優渥，就算是在經濟大蕭條時代前後，但卻未受到世界性經濟衰退多大的影響。

    1930年，年幼的格瓦拉因為在一個寒風呼嘯的早晨，浸泡於冰涼的河水裡過久而患上了哮喘病。從此，這項病徵跟了他一輩子，直至生命終章依舊伴隨著他。對於革命事業來說，這無疑是項阻力。

    格瓦拉時常與各式階級的孩子接觸並玩成一片，有時甚至留住他們，在家中過夜。而說到政治薰陶，格瓦拉擁有一個相當具有民主風度的媽媽，和採取放任式管教的爸爸。雙親的政治理念鮮明，還曾經帶著年僅十一歲的格瓦拉報名參加一個名為「行動阿根廷」的反法西斯組織。

    1937年身為阿根廷共產黨員的姨父為報導西班牙內戰，必須出國，而同樣是共產黨同志的姨媽遂暫時入住格瓦拉家中。因為這項原因，此時期的格瓦拉吸收了許多來自國外，來自西班牙的消息，並閱讀許多姨父的書信與文章。

    1939年對西班牙內戰已產生濃厚興趣的格瓦拉，對於戰爭走向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正如《切格瓦拉一個偶像的人生、毀滅與復活》作者雷西納爾多•烏斯塔里斯•阿爾賽在他的書中所引用的《切之前的格瓦拉歲月》段落:

內戰開始時，小埃內斯托8歲，結束時11歲。三年內戰期間，他親耳聆聽了對於國際政治的熱烈談話，一班都是些像他這樣的小孩不愛聽的話題。[2]

    除了政治信仰，格瓦拉在日後所展現出的文字能力，極具風格的表達方式則是出自從幼年辭其就培養出來，對閱讀的喜愛。在師永剛、詹涓合編的《切•格瓦拉畫傳》裡如此提到:

他大量閱讀了那個時期孩子們必讀的經典小說，像大仲馬、傑克·倫敦和凡爾納的作品，可是他也讀了很多超越他年齡的著作，如賽萬提斯、阿納托爾·法朗士、聶魯達、奧拉西奧·基羅家和加西亞·洛爾迦的作品。[3]

    可是在學校生活方面，格瓦拉的老師則指出，他不是個好學生，雖然相當聰明，在課業上卻不夠用功。[4]父母親的不合也許也是原因之一，格瓦拉的在校成績總是平平，不夠凸出。雖然他患有哮喘病，但是在體育競賽方面反而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橄欖球、網球、高爾夫球、游泳等活動他都曾經熱衷。從這點也可看出他的好動性格。[5]

二、騎摩托車環南美時期的格瓦拉1951~1952

    1951~1952年這段期間，二十三歲的醫學院學生格瓦拉與好朋友阿爾貝托·格拉納多展開了一場環南美洲之旅。許多人對這場旅行做出想像與定義，認為這是促使格瓦拉在日後進行革命行動的出發點，而這場旅行也是格瓦拉最為人所熟知的一段過往。經由他的日記，我們雖然無法清楚了解到當下格瓦拉真的做了什麼，畢竟他個人的紀錄定有偏頗，不過我們卻能夠在他的字裡行間尋出蛛絲馬跡，想見他的所思所想，並歸納出一些在他腦中逐漸深根的意識型態。此就這本旅行時期寫下的日記做出讀後分析。

    這是一場發生在阿根廷獨裁者胡安·多明戈·裴隆掌權時期的旅行，用現代的話語描述，事實上就是處於優渥生活環境之下的青年人所踏出的遊學打工之旅。並且，這還不過只是格瓦拉進行過的多場旅行中較為人所熟知的一場而已，可見當時家裡經濟狀況的良好，生活的雍容，以及布爾喬亞階級特有的，對吃、喝、玩、樂的執著。

(一)二十三歲格瓦拉思想上的保守成分

    當他們的旅途進行到馬普拉塔的時候，一同拜訪了一位醫生朋友，而這位朋友是個右派分子，是裴隆黨的黨員。雖然格瓦拉不認同右派保守的裴隆，但是在他的言論中卻顯出了保守主義者的味道，他在日記裡寫道:

無論是裴隆黨或是激進派，都不是我和阿爾貝托贊成的立場。我從不考慮支持激進派，而阿爾貝托雖然一度接近過激進黨，但現在也是離得遠遠的。[6]

    而在一次格瓦拉探監時跟他的好友，阿爾貝托·格拉納多說過的話，我們也可以嗅出格瓦拉那保守主義的氣息。那那時候阿爾貝托•格拉納多因為參與一場學生反武裝示威遊行，也就是日後格瓦拉口中所謂的激進派活動，因而遭到警察的拘禁。當時被關押於牢獄裡的格拉那多要求格瓦拉加入，並組織遊行。可格瓦拉卻如此回應道:「去遊行，然後讓這幫狗屎把我們也抓進來?絕不。如果我沒有一桿槍，我就絕對不會遊行。」[7]

    而朱步冲先生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格瓦拉的思想演進:「格瓦拉的信仰也在不停變幻，從嬉皮式的由浪精神，到甘地主義，最終變成了革命暴力。」[8]

    由此，我們可知，格瓦拉的思想進行過多次的衝擊變化，而他的信仰模式也有過改變。這段旅程就是這麼樣的一個時期，而這次拜訪右派好友的插曲在格瓦拉的日記回憶下，向我們展露了格瓦拉思想、意識型態的累積。

(二)旅途中的社會主義色彩

    格瓦拉的這段旅行之所以會被稱作他的啟發之旅，那是因為在這段旅途中，這位來自阿根廷的公子哥看見了南美洲的貧窮。在那些縱使是2014年的今天仍舊落後的角落裡，格瓦拉記錄下了1951~1952這段期間他所見到的苦難景象，但是這些苦難景象是否真的啟發了他，以至於後來踏上革命之路?我想這就留給文學家及電影製片公司去解釋。接下來我所要探討的，是他的所作所為，及其背後的意識型態，而這，並不與他日後投入解放革命帶有直接關係。

    在這段旅程中，格瓦拉與阿爾貝托美到達一個定點，一個城市就喜歡四處探索，邁入深處，彷彿像要徹頭徹尾的了解那塊土地。並非他刻意要往窮苦處尋去，而是赤貧的所在，對南美洲來說太多了，身為一個在五零年代遊歷南美洲的旅行者，除非閉上雙眼，否則視力所及，幾為貧病交迫的景象。如同日記裡，格瓦拉所描述的，於智利小鄉鎮的所見所聞:

我們像在耐心進行解剖，對每一道骯髒的梯道和每一個黑暗的角落展開刺探，與一群乞丐談話。我們深入這個城市的深處，直趨它的幽暗地帶，順著一股瘴氣般的氣氛而去，讓這個城市的貧窮氣息刺激著我們的鼻孔。[9]

    以一個醫學院學生的身分，在旅程進行中格瓦拉也為許多下層階級，又或是一些醫療資源不足的社會邊緣人看病，但大多數時候他僅僅只能給予心理上的安慰及關懷，畢竟，他還未畢業，而且這是一趟公子哥的自助旅行，而非為了行醫而成的醫療團隊。讓我們看看他的日記裡如何描寫他在智利探視的一位患病老婦人:

這個老婦人的狀況很糟糕，一屋子腐臭的汗臭味和腳臭味，灰塵從幾張安樂以上(他家中僅有的奢侈品)揚起。除了氣喘以外，她的心臟也不好。正是在碰到這類事情的時候，特別容易讓一個醫生知道自己的無能，從而萌生念頭想要改造這個不公義的社會。……很多家境貧困而又無法工作的人，都像這個老婦人一樣，生活在充滿敵意的空氣中……。[10]

    在利馬一家痲瘋病院中，格瓦拉也展現出了對社會弱者的同情與關懷。在痲瘋病還未被證實不會傳染之時，在醫生護士各個穿戴全套隔離裝備後方感接觸痲瘋病患之際，格瓦拉拒絕採取此類將病患當作怪物異形對待的做法。一封在旅途中寄給爸爸的信裡，他如是說:

他們覺得受用的是，我們並未穿罩衫或戴手套，而是像對待正常人一樣與他們握手，跟他們一起坐下來聊天，還跟他們玩足球。這聽起來也許像是逞英雄，但這樣做對這些可憐人有莫大的心理助益，他們通常被當作畜生對待，如今我們視他們如常人，而危險性其實非常低。[11]

    在巴奎達諾小鎮上，格瓦拉與阿爾貝托遇上了一對自稱是共產黨員的智利工人夫婦。在與他們閒聊一陣，聆聽共產黨員如何入獄，而那些沒入獄的又是如何遭受清算之後，一群人決定在這寒冷的夜晚互道晚安:

快要凍僵的這對夫妻，在這沙漠的夜裡蜷縮成一團，可以看做是這世界上無產階級的最佳代表。他們連一條最起碼可以披蓋的爛毛毯也沒有，所以我們就分了一條給他們。阿爾貝托和我就盡可能的擠在一條毯子裡。

那一晚的寒冷，是我記憶中所僅見的，但那一晚也讓我覺得，我和他們這個陌生的族類(起碼對我而言如此)接近了一點。[12]

    事實上，此時的格瓦拉對下層階級是極富憐憫心的。而在他心目中，那些共產黨員，那些具社會主義思想的形形色色人物，無非就是普勞大眾的絕佳代表。因此，與其說是贊同共產思想，毋寧說是同情左派分子。雖然，在格瓦拉的文字紀錄下，我們會發現他在此時，對共產主義的認識還在一知半解的階段，並且還帶點不信任的猜忌心，但，對於社會上弱者的權利爭取，格瓦拉是站在相挺、支持的立場的:

想到有人會用高壓手段來對付像他們這種人，我心裡極不好受。不管所謂「共產黨病毒」是否當真有害於一個社會，在這個人心裡所醞釀的不過是想要過點好日子的原始慾望，不過是為了對抗持續的飢餓，這些心情轉化為對共產主義這種奇特教條的熱愛，而他即使永遠無法掌握這種主義的精隨，卻可以理解什麼叫做「給窮人的麵包」，這便為他帶來了希望。[13]

    旅途中還有一段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小插曲，這段小插曲可以為我們指明，社會主義思想悄悄的，在格瓦拉的腦中生根。因為那是具格瓦拉在無意間說出的話，所以更能讓我們窺視他的內心所思所想:

等我們要出發的時候，男人從他的大斗篷底下掏出一根看起來十分可口的玉蜀黍遞給我們。我們兩個人用民主方式將玉米粒加以平分，很快就吃掉了。[14]

    民主一詞許多國家的統治者搶著用，非但如此，就連普通百姓也對這項政治正確的用語極其著迷。民主成了種進步的象徵，是種雖由主流學術圈做出定義，但是事實上在世界上的不同角落裡卻各有各的解釋，而格瓦拉對民主所做出的理解是一種平均分配的概念，這與西方民主世界裡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均，政府對財團及社會中堅的獨厚，有著天差地別的正義觀做後盾。

(三)泛南美洲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之矛

    在格瓦拉的字裡行間，很顯然，他是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但絕非是那種狹隘的單一的對國家之中心，對國族之信仰，而是帶有世界主義色彩，打破既定疆界的泛南美洲民族主義。泛南美洲民族主義成了格瓦拉對美國帝國主義最高聲的抗議，成了與之相抗的鋒利長矛。格瓦拉清楚地意識到，如果現在還小鼻子小眼睛的在南美洲搞分裂，那麼將會忽視掉真正的大敵，也就是位在他們北方的資本家帝國—美國。在一次旅行途中的祝酒演說中，格瓦拉如此提到:

我們是小人物，本無立場說起這些大話，但我們相信，把美洲劃分為幾個不穩定的而且本不存在的國家，是一大虛妄，而我們的旅途更增強了我們這個信念。我們是一個混血的族群，擁有太多種族上的共同點，從墨西哥到麥哲倫海峽。因此為了打破我偏狹的地域主義，我舉杯為祕魯及團結的拉丁美洲祝賀。[15]

    而南美洲那段受西班牙外來殖民者統治的歲月，使得格瓦拉生出了滿腔反殖民主義的焰氣。從格瓦拉的日記裡，我們可以得知，他對於沒美洲歷史文化有著深刻的了解。一些史蹟、文物他都如數家珍的娓娓道來，並且加上自己濃烈的民族情結、仇外情緒。這種對前世數代先人的崇拜、誇耀，以及對那段血淚史、受壓迫時期的極端強調，甚至帶有輕微法西斯主義的味道。[16]例如他如此描述道:

所以，就在被愚蠢而無知的西班牙征服者摧毀的要塞裡，在那些殘破的廟宇和被劫掠一空的宮殿裡，以及那些遭受殘害的印第安人身上，庫斯科在哀怨低吟。這個庫斯科在邀你化身為戰士，人手一棍，保衛印加的自由與生命。[17]

    格瓦拉不認同基督教信仰，甚至還出言諷刺過神父的講道之經過[18]。他將外來的基督信仰比做否定現世的消極人生觀，以及一種死氣沉沉的奴性枷鎖，與南美洲人原有的民族性是背道而馳的。在他們行經庫斯科期間，目睹了一場宗教遊行。雖然當地人民崇拜的是基督，但是聖像上卻是一張黝黑的臉，一個擁有拉美血統的基督。在這場遊行裡，格瓦拉把保有自身文化與自我認同的印第安人跟受殖民者同化的印第安人做出區別:

他們都穿著了最稱頭的的傳統服飾，表露了一種仍然肯定人生價值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相對的，一群穿著歐洲服飾的印第安人則舉著旗幟走在隊伍最前頭，他們認命而拘謹的面容，反映出這是一群對曼柯二世的呼喚置耳不聞，反而加入皮札洛陣營的査克人，由於挫敗而自抑，使得他們這一度光榮的獨立民族因而透不過氣了。

    接著，格瓦拉漸漸將對往日榮光的嚮往，對民族情結的企求，轉換為反現代殖民者—美國帝國主義的鬥爭。雖說美國並未如同過去西班牙殖民者般，直接的對南美洲殖民，但是對於南美洲政治經濟的控制，與西班牙殖民者相較之下，帝國主義的張牙舞爪實在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由美國中情局(CIA)暗中策動的瓜地馬拉政變就是一例。在這場他與阿爾貝托的摩托車之旅結束後八年，在一次格瓦拉對醫學院學生的演講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對帝國主義做出鬥爭，而非單單只是階級鬥爭路線的確立:

而我們不該用宿命的眼光看待未來，把人群分成工農階級之子和反革命分子這兩種。這種劃分太過簡化，也不正確:沒有什麼比讓一個高貴的人在革命之中生活更具有教育意義了。[19]

我們的敵人及拉丁美洲的敵人，就是美國的專斷政府。[20]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格瓦拉思想前後的累積、變化。從旅行時期的泛南美洲民族主義到後來的反美國帝國主義，反殖民，對民族自決的嚮往是他一貫的中心引導。

三、格瓦拉與古巴革命的命運相繫1953~1959

(一)革命前的蓄勢待發

    在結束與阿爾貝托的還南美洲之旅後，隔年，格瓦拉又再次展開了旅行。在這場旅行開始前，格瓦拉為了逃避兵役，故意的，在冬天裡洗冷水澡，讓自己的哮喘病越發嚴重，到了無須當兵的地步[21]。

   並且，這一次的再出走已不僅僅只是為了單純的取樂，而是在為自己的未來尋出路找工作，最主要還是以醫師這項行業為主，其餘如馬頭搬運工、油漆匠[22]等都只是過渡時期的湖口行業。有一回，格瓦拉當時的女性友人，後來成為他第一任妻子的伊爾達為格瓦拉尋得了一份醫院工作，但卻因為院方不合理的入黨要求而被格瓦拉拒絕了，格瓦拉對伊爾達如此說:

這樣，你告訴他們，我想入黨時，我會自願加入的，而不是把利益作為交換條件。

並非我不贊成共產主義理念，而是這種方式我不喜歡。不應當以這種方式吸納黨員，全是假的。[23]

    比起上一場旅行，這一次對格瓦拉來說是更具有明確且決定性之意義的。頭一年，他就在瓜地馬拉與卡斯楚領導的七二六運動流亡者接上線，次年親身經歷了由美國暗中策動的瓜地馬政變[24]。1954年格瓦拉在一封寫給姑媽被阿特莉絲的信中如此說道:

我的地位，無論如何也不是一個愛好文藝的空想家。置身於這個環境中，在瓜地馬拉勞動黨這一批人中間，我有意地站在贊成瓜地馬拉政府的立場。於是，我就跟有這種傾向的知識份子有聯繫。還在幾個工會裡當醫生。[25]

    正當美國中情局開始要策動瓜地馬拉政變之時，格瓦拉加入了一個名為民主青年聯盟的組織，在瓜地馬拉首都朝轟炸之際，格瓦拉與青年聯盟集結、武裝，第一次，他操起槍桿。《切格瓦拉一個偶像的人生、毀滅與復活》這本書的作者雷西納爾多•烏斯塔里斯•阿爾賽參讀了阿迪斯·庫普爾·佛拉蘭·岡薩雷斯的《一位大無畏的人》中所描述的，格瓦拉在瓜地馬拉寫信給母親前後所做的行動:

在寫這封信的兩天前，他已經在搬運武器，設法組織一些青年進行戰鬥，保護政府領導人，和那些同情阿本斯政府的人。[26]

    伊爾達，也就是先前提過的，格瓦拉當時的女朋友也在她的文字紀錄裡如此提到格瓦拉在瓜地馬拉政變期間所採取的行動:

埃內斯托說，在青年聯盟他一再建議必須到前線去迎敵，很多青年受到他的鼓舞，做好去前線作戰的準備，他們一次又一次向瓜地馬拉勞動黨請纓，但每次都被冷落，給他們的答覆是軍隊已經採取必要措施，平民不必著忙。我知道，格瓦拉和其他拉美革命者制定了改善防禦的計畫，以反擊700人組成的小股侵略軍，其中多為顧傭兵。[27]

    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28]到最後之所以會垮台，美國當然是主要原因。阿本斯一垮台，支持者四散奔逃，就怕遭到整肅，而格瓦拉也躲入了阿根廷大使館。雖然他嘴裡說得慷慨激昂，他說:「無論如何我會再次拿起武器，只有拿起武器才有安全，因為無論在哪裡，不捍衛民主，美國老就不會滾開。」[29]但是，最後也只有坐著火車逃往墨西哥的分。雖說是逃離了瓜地馬拉，但是親身經歷過那次暴力政權轉移後，格瓦拉認知到了鐵一般的事實，那就是如果沒有掌握足夠的軍事力量，如果非由武裝衝突，絕對無法與美國帝國主義相抗衡。這一點在他幾年前去探阿爾貝托的監時說出的那句帶點保守主義色彩的話語又不同了，當時他所想到的敵人是國家，而現在的敵人則更加龐大，是足以宰制國家的一股力量—美國帝國主義，但不變的是，格瓦拉同時都想到了武力相抗的路線。

    在墨西哥他遇上了卡斯楚，開啟了新的革命歲月，那是一場讓他成為世界名人、政權核心的游擊。

(二)古巴革命—從格瓦拉到切·格瓦拉少校

    1955年7月8號，格瓦拉經由中間人引介，與卡斯楚見上了一面，並且在這次的晤談中答應卡斯楚成為遠征軍的軍醫，唯一的一個軍醫。很顯然，這不並非是一場經過精密策畫的遠征行動，甚至可以說是有勇無謀的自殺行為。卡斯楚打算從他的流亡地—墨西哥反攻故鄉古巴的巴蒂斯塔[30]獨裁政權，靠的是一艘載量25人，名為格拉瑪號的遊艇和明顯過度超載的82名戰士。事實證明，格瓦拉能活過登陸後的那段時間實在是福大命大:

最後清點人數，「格拉瑪號」登陸以來，82個人中，有50人陣亡，另有20人被俘後遭軍隊殺害。只有12人存活了下來。……卡斯楚絕地轉入馬哀斯特拉山，在那裡展開游擊鬥爭，格瓦拉後來在他的《游擊戰》[31]中，形象的將游擊戰解釋為「打了就跑。等待、窺探，再打了就跑。至種退卻，、不正面迎戰的特點，都來自於游擊戰的總戰略，而最終的目的，都是要贏得勝利，消滅敵人。」[32]

    1957年格瓦拉29歲，這時他成了游擊隊裡的少校，成了一個領導者。但身為一個外國人，要想在古巴革命軍旅取得信任，並讓下屬願意聽取自己的命令，一開始是不容易的，縱使格瓦拉的軍階乃卡斯楚所授予[33]。「格瓦拉把這支縱隊分成三個小分隊，一面帶領他們戰鬥，一面進行政治教育」[34]並且身為一個領導者，格瓦拉清楚地意識到，一場成功的游擊戰必須獲得地方人民的支持。為了獲得地方人民的支持，游擊隊必須擁有良好的形象，為了擁有良好的形象，游擊隊的舉措都必須相當注意，格瓦拉如此談到:

我所處的位置離敵前沿不到五六十米，我看見有兩個士兵從戰壕飛快跑出來，我朝他們射擊，然而他們躲進了農宅裡，而農宅對我們來說是神聖不可侵犯的。[35]

    並且在格瓦拉的著作《論游擊戰》中也將人民的支持、民間的力量納入中心信仰。在那本著作中，格瓦拉開宗明義的就談到:

百姓的力量可以擊敗軍隊並贏得戰爭。

不需要等待啟動革命的條件齊全；起義就能創造那些條件。

在低度開發的美洲地區，鄉間是武裝戰鬥的基本戰場。

在這三個論點中，前兩個反駁了革命者或偽革命者常抱持的失敗主義態度:他們已無法抗衡專業軍隊為藉口，按兵不動或覓地藏身，癡癡地等，等到主客觀條件都成熟才行動，而不致力加速其發展。[36]

    在游擊戰爭裡那種嚴苛的，無政府的，相互廝殺的情節每天都在上演。也就是在這樣脫離文明生活的狀態下，格瓦拉得以屏除了物質世界建構出來的那些對女人的歧視。格瓦拉發現，女戰士在從事戰鬥行動時絲毫不比男人遜色，甚至在某些任務中能夠表現得比男人還要好。話雖如此，但我們仍能從格瓦拉的語句中看出男性沙文主義的色彩:

在革命進程中，女性扮演的角色格外重要。必須強調這點，是因為在我們的土地，出於殖民心態，眾人往往低估女性的重要，這儼然是對女性的一種歧視。女性能在男人生邊執行最艱難的任務，而有別於一般人的想法，女性並不會在部隊造成性別衝突。[37]

    事實上格瓦拉這類看似冒險精神可佳的游擊戰術在軍事上並未獲得一致的認同，雖說游擊戰確實是在戰鬥的當下組織起成功的可能性，並且也是資源上弱者唯一的武器，一種以非正規方式與正規軍進行鬥爭的行動。但是格瓦拉的戰術在當時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看來卻在某方面出現了缺失，雖然它是新的，是打破舊有尤其是外國傳入，不適合於南美洲實際情況的游擊戰術，但是格瓦拉在後來卻陷入了墨守成規(那些他自己訂下的教條)的盲動主義裡，周恩來在1971年5月31日的外事工作會議上就曾如此批判過格瓦拉:

格瓦拉是「盲動主義者」，他「脫離群眾，不要黨的領導」，在古巴獲得偶然性勝利後沒有認真進行總結，就跑出去盲目地推銷經驗。試圖「不依靠長期堅持武裝鬥爭，不建立農村根據地，不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來逐步取得勝利」，而是「不管有無條件，以為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燒起來，這完全是冒險主義和拚命主義」，「主張到處點火。我們說「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必須那個地方有了燎原之勢，才能燎原。」結果給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害人害己。格瓦拉的英雄形象，很大一部分是由於青年的偶像崇拜心理和知識分子開始時「分辨不清」給抬舉出來的。[38]

    不過這是段周恩來發表在格瓦拉玻利維亞革命失敗被處決後四年的演說，實際上是值得我們討論的，在末尾的篇幅裡，我會介紹到格瓦拉的出走古巴，以及投入剛果、玻利維亞解放運動的歷史背景與格瓦拉的行事動機。

   最終，古巴革命成功了，巴蒂斯塔宣告垮台，連同他的家眷逃亡海外。古巴格命為南美洲帶來了一股社會主義運動的熱潮，但大多不成氣候，因為在南美洲這樣一個國度底下，美國政府對其政治、軍事的控制太過嚴密。美國的控制就像四面都是水泥牆的密閉空間，而古巴革命軍就像是群鑿洞者，在這層層封鎖的環境中做出破壞，讓一絲陽光透進南美，讓一縷清風吹過壓抑、受縛者的臉頰。

四、革命後的官僚生活1959~1965

(一)審判、處決、剷除異議分子

    游擊隊初步接管古巴的時期開始肅清異己，剷平那些巴蒂斯塔的殘餘勢力。而格瓦拉成了在卡瓦尼亞審判戰犯的主事者，審判並殺害了450個異議分子、告密者、俘虜等戰爭罪犯，而這點也讓他惹來了諸多的罵名。雖然說日後與格瓦拉一起進行判決的奧爾蘭多·伯雷戈不斷的強調審判期間對戰犯的人道禮遇，以及一切都符合於人權的崇高理念[39]，但是我認為可信度不高，畢竟他是事件當事人。該時期的格瓦拉說過一句話，他說:「革命的公正是真正的公正，不是怨恨，也不發洩不滿，既然判了死刑，就要依法執行。」[40]這句話充分表達了革命的殘酷，戰爭對人性的酩滅，理性選擇之下的心狠手辣。

(二)營行總裁古巴公民格瓦拉

    在1959這一年，格瓦拉取得了古巴公民資格，同時也取得了古巴革命政府中央銀行總裁的高位。此時期的格瓦拉與他的上司，他的領導卡斯楚之間已經出現了根本性意識型態的衝突。卡斯楚極度不願與鄰家強國美國發生不愉快，甚至是軍事上的摩擦:

1959年四月卡斯楚受到美國數家媒體的邀請出訪美國，在華盛頓見到了很多美國政要，其中就有副總統尼克森，卡斯楚一直謹慎地表示，古巴不會採取任何傷害美國利益的事情，甚至說，他的心「在西方」。結果會談結束時，CIA關於拉美共產主義的「專家」總結說:「卡斯楚不是共產主義者，相反，他有強烈的反共傾向。」[41]

    然而格瓦拉在接受哈瓦那記者訪問時，卻直截了當的說:「我是個共產黨，但是，我不是古巴社會人民黨員。」[42]也許是出於權位的不同，故產生對外發展出步一樣的說詞。卡斯楚基於國家領導的地位，每說出一句話就要被擴大解釋，就會成為國對國的關係；可是格瓦拉不同，他可以坦蕩蕩的說出他的所思所想，他的言行也許也會被擴大解釋，但是種下的因與得出的果，不若國家領導人卡斯楚如此的沉重，如此的需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前瞻後顧，步步為營。

    但是身為政府中堅領導之一的格瓦拉，意識型態若與上司相左(就算只是表面上的相左)，的確不是什麼好事。格瓦拉不願演戲，不願陪卡斯楚上演那部取悅美國人的右傾戲劇，這點為後來兩人的分裂種下禍根。

(三)推動土地改革

    1958年當游擊隊都還在馬埃斯特拉山上安營紮寨的時候，就已經簽署了一條土地改革法案，而革命成功後，這項措施在格瓦拉的建議下快速實踐。莊園被禁止，底主也不能再將自己的土地擴張至四百公頃以上，超過部分則由政府徵收。在這樣的政策下，古巴政府得以將217萬公頃的土地分配給十萬戶農民。[43]

    然而這次的改革卻嚴重損及了美國在古巴的利益，聯合果品公司3.6萬公頃的土地受到古巴政府的沒收。那個卡斯楚極力希望討好的巨人朋友，打從心底懷疑起卡斯楚的居心何在，開始將之歸類於非我族類的敵對名單之中。

    從這次的土地改革中出現矛盾不合的，不只有卡斯楚和他的美國朋友，我們同時也可以清楚看見格瓦拉與卡斯楚的意見相左，以及越積越深，那寒凍徹骨的衝突之雪:

對外，卡斯楚人然表示他的這一系列舉措都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人道主義，古巴既不要右的專制，也不要左的專制，現在進行的是人道主義革命。」可是格瓦拉卻不同意，他宣稱，這場土改就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正義戰爭。土地改革剝奪的，是那些強佔別人土地的人，而強佔最多的，是國家部門中的權貴，或美國政府中的人。」[44]

(四)時代雜誌對格瓦拉的描寫

    時代雜誌在1960年8月8號以格瓦拉作為封面人物，並對格瓦拉做出了專文介紹。我認為這是一筆重要而可信的資料，一本由美國人撰寫、出版的雜誌，一本當代人共讀共享的刊物，當中所描寫的，是當代人見證的歷史，不若現今出版品的百般雕琢，而是對格瓦拉的鮮明記憶。時代雜誌如此描述:

卡斯楚是當代古巴的心臟和靈魂；勞爾·卡斯楚是革命的拳頭，格瓦拉則是大腦。他是古巴向左轉的主要負責人。……格瓦拉是最有吸引力，也是最危險的人物。她的臉上浮著憂鬱又溫柔的微笑，不少女人覺得新都被他勾走了，切冷靜而又精明地掌握著古巴的方向。他能力非凡，智慧超群，有敏銳的幽默感。[45]

    一位與格瓦拉處在同一時期的文字工作者如此記錄下了格瓦拉帶給人們的觀感，也用文學性的筆調寫下了古巴政府核心角色間的上下權力關係。同時，也表明了格瓦拉明顯的左派立場，以及他那迷人的個人特質。

(五)訪問中國與蘇聯

    1960年11月格瓦拉走訪中國，在這次的外交之旅中，格瓦拉終於一償宿願，見到他的偶像毛澤東。不僅如此，格瓦拉還面見了當時中國個高層人士，代表古巴，與中國簽訂了一份象徵友好的公報:

當然，切最大的勝利還是簽訂了一個象徵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友好的公報。同時還做成了一筆價值六千萬美元的生意。當然，格瓦拉認為:「我們向偉大的中國推銷的貨物，首先可以說是大量的，其次可以說是最甜的。這就是我們古巴最豐富最美好的結晶—糖。」[46]

    同年十二月，格瓦拉走訪莫斯科，拜見蘇聯老大哥。當時適逢蘇聯慶祝十月革命43周年，在歡聲雷動的紅場上，認知到古巴急需發展工業的格瓦拉向赫魯雪夫提出了在古巴興建鋼鐵廠的要求，但是最後卻是以不了了之告終。並且若將這次出訪蘇聯的政治旅行與出訪中國的政治旅行相較之下，很容易的，我們會發現，格瓦拉是親中背蘇的。明顯的，這一次氣氛不弱到中國時那樣好。當赫魯雪夫提議將導彈不屬於古巴時，格瓦拉與他的意見產生根本性的分歧:

切不同意蘇聯控制古巴的所以導彈部隊與港口，赫魯雪夫大怒，指著切說:「你的名字在我們亞美尼亞語中就是不的意思。請你走吧，我們之間的合作一筆勾消，責任完全在你。」切收拾東西就走，最後米高揚拉住了他。

當時緊張的冷戰狀態，以及蘇聯人試圖把古巴作為一枚小棋子的作法，與格瓦拉的世界革命理念不符，也與中國人的看法格格不入。格瓦拉最終站在中國一邊，而卡斯楚則選擇蘇聯。[47]

    這一次的外交經驗，讓我們窺見了格瓦拉明確的大方向；也因為這樣一種明確的大方向，使得格瓦拉不僅變成了蘇聯的敵人，也與卡斯楚漸行漸遠。

(六)工業部長與銀行總裁兼任時期的格瓦拉

    1961年格瓦拉除了原有的銀行行長職位外，又多了項新任務，那就是擔任工業部長。格瓦拉方上任，立刻快馬加鞭的期望進行改革，以使古巴成為一個工業化、現代化的國家，並且向全國百姓宣布道:「我們下一個五年計劃就是在古巴實行工業化」[48]，這對當時的古巴來說當然是極其困難的，是過度自信的，尤其是在被鄰近強國—美國孤立，專業技術人才又大量出走的情況下。

對於古巴，這是一項異常艱鉅的任務，古巴至少有百分之23.6的文盲，農民和勞工缺乏起碼的技術知識，而大部分擁有專業技術的人卻無法加受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非我族類」。此外，古巴幾乎沒有電力，沒有最起碼的基礎設施，要想案格瓦拉的設想，在五年內實行工業化，完全是天方夜譚。[49]

    就連古巴最有力的盟友，蘇聯老大哥也無法對古巴的工業化做出進一步的承諾，只把古巴當作一顆掌中棋看待。蘇聯希望的，是古巴繼續發展農業，生產蔗糖以供蘇聯使用，並且承諾提供古巴1500輛拖拉機和3500輛收割機，還同意用高價跟古巴收購蔗糖。如此一來，格瓦拉的五年計畫顯得一文不值，工業化也成了不切實際的妄想。古巴，這一好不容易闖出一片天的國家，在逃脫巴蒂斯塔的獨裁後，落入了蘇聯鐵蹄的殘踏之下:

格瓦拉非常不贊同卡斯楚這種極端近視的作法，私下他對人抱怨說:一個農業的古巴，一個再次成為「世界糖王」的古巴，將可能會導致社會主義的覆滅。古巴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才取得了今天難能可貴的自由，如果將經濟命脈交到蘇聯手上，成了「蘇聯的女兒」，那與當年將「宗主權」交給美國又有什麼分別?[50]

(七)掃盲行動

    當格瓦拉意識到自己過度求好心切，乃至於工業化五年計畫顯得像天方夜譚的時候，他開始將重心放到人民的教育，思想的改造，這項舉措是針對古巴人民普遍的教育低落而來。一百人當中有將近三十個文盲，因此將政府資金投注在對民眾的教育是相當重要的。雖然這顯然是長遠的計畫，無法立即見效，但是比起在五年內完成工業化，那種中國式大躍進時期超英趕美的激情口號，縱使對群眾教育的普遍提升需要至少十五年的光陰，也是相對值得的投資:

他(鄭皓中按:指格瓦拉)宣布1961年是「教育年」，動員全民掃除文盲，把古巴建設成一個「擺脫文盲困擾的國度」，27萬「掃盲教師」中一半是未滿18歲的中學生，他們興奮的下鄉掃除文盲。[51]

    在英國的THE INDEPENDENT NEWS當中，我們可以看見從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之後，古巴政府在教育上的努力，以及至今所展現出來的成績。經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的數據顯示，到2010年為止，古巴教育花費佔中央財政預算的10%，這遠遠超過了英國的4%以及美國的2%。在該報導中更進一步指出:

Fifty years ago this month, Cuba committed itself to teach every citizen basic literacy. Today, the country's education system is the envy of the rest of the world.[52]

由此可知，格瓦拉在古巴所推動的掃盲行動可以算是成功的。下列引用自unicef的附表，足以證明其成效。

[53](表一)整理自http://www.unicef.org/infobycountry/cuba_statistics.html#0，檢閱日期2014/1/4早上十時十分

(八)豬玀灣事件

    因為巴蒂斯塔這一親美政權的垮台，古巴革命成功後，美國CIA持續著在招募古巴流亡分子，大部分為巴蒂斯塔殘餘勢力。招募這些人的目的在於擾亂根還未扎深的古巴新政府，在他們來得及做出充分應變措施前，進行騷擾，甚至是顛覆之。甘迺迪總統原先不同意這項作法，但是後來迫於各方壓力，只得批准這次行動。這批流亡者，美國人的秘密武器，選擇從豬玀灣登陸。對美國政府來說，這是一項令其顏面喪盡的失敗行動，不但人被抓盡，還付出了一些對古巴的損害賠償:

4月17日凌晨三點，卡斯楚街道敵人入侵的電話報告，戰鬥有條不紊地開始。他們第一天就把入侵者趕回海邊，格瓦拉手持衝鋒槍上陣，他們的任務是活捉俘虜，事件中，他們一共俘虜了1214人，全部被押解至哈瓦那。直到1962年十二月底，美國才終於同意用價值53萬美元的藥品和食物換回這批俘虜。[54]

(九)美國人的古巴飛彈危機，古巴人的反美國帝國主義計畫

    1962年，由蘇聯老大哥提供的導彈系統被美國的U-2偵察機發現。當時美國總統甘迺迪在權衡了一段時間後，決定要對古巴採取全面封鎖，禁止有更多破壞性武器運往古巴。在古巴全面武裝，成了蘇聯對美國戰鬥的前線堡壘後，美國政府體認到，那條軍事上的敏感神經被粗暴的觸動了，遂聯合英法，敦促蘇聯撤出在古巴的導彈設施。然而格瓦拉的反應則是:

格瓦拉的第一反應，是準備打仗。10月22日晚上，在得知美國的孤立政策後，他立刻趕回工業部自己的辦公室，摘下掛在牆上的藥袋，背上裝滿子彈的衝鋒槍，匆匆跳上吉普車，趕往具導彈基地最近的瓜內鎮。隨後他挑選了六千名士兵，要他們自行解決武器和交通工具，準時開赴戰場。10月27日，美國人的一架U-2偵察機被擊落，飛行員就是發現古巴導彈裝置的安德森。[55]

    格瓦拉積極的進入了戰鬥狀態，讓雙方的氣氛顯得劍拔奴張。但相當現實的一點是，古巴確確實實，如同格瓦拉所害怕的那樣，淪為了蘇聯手中的一顆棋。美國政府真正擔心的不是古巴如何作為，而是蘇聯要古巴如何作為。與其說這是古巴和美國之間的恩怨糾葛，不如說是蘇聯和美國的爭鋒相對。

在古巴已經進入戰鬥狀態的時候，蘇聯人還在跟美國談判。10月26日，赫魯雪夫提出和解條件:美國人保證不侵犯古巴，那麼蘇聯就在聯合國觀察員的監督下，把導彈撤走。10月28日，美蘇雙方達成妥協。[56]

五、格瓦拉的出走與死亡1965~1967

    事實上，在革命成功後，格瓦拉與卡斯楚在意識型態上的衝突不斷。卡斯楚夢想帶著古巴人民突破巴蒂斯塔的獨裁，脫離貧窮的桎梏，化解美國的敵視。然而格瓦拉對創建新世界的嚮往，對泛南美洲民族主義的熱衷，對解放受壓迫者的激情，推著他，讓他無法就此止步。格瓦拉不僅認為自己該繼續踏上征途，行動上，他也的確如此。在對蘇聯的態度上表現強硬，不滿蘇聯宗主國對藩屬，又或是殖民者對殖民地式的恣意控制、牽動。

    並且，古巴對卡斯楚來說，是祖國；相反的，格瓦拉則僅僅將它視為是一座世界革命的里程碑。卡斯楚要的，是古巴新政府立定腳跟，社會繁榮，國家進步，其餘的，他實在無暇顧及。光從這一點看，我們就能夠清楚的了解到，為什麼卡斯楚不管是對蘇聯老大哥，又或是那地理位置相近的，直接有能力影響古巴之生存的美國採取柔性的態度，因為他要的，不過就是護住這顆花費血汗、精神澆灌出來的革命果實能夠深根、發葉、開花、結果。

在南美革命這一問題上，格瓦拉與卡斯楚的意見也出現了嚴重分歧。卡斯楚並不十分熱衷於繼續搞革命，在他看來，也許「零度點」訓練基地存在的唯一價值就是牽制美國人。1964年7月，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理查德·哀德爾採訪時，他就公開表示:只要美國停止敵視古巴，古巴就會終止援助拉丁美洲的革命運動。

他還在幾次會議中不斷強調:美洲各國人人民解放的道路，都必須經歷槍林彈雨的考驗，古巴革命已經樹立了典範，各國必將沿著古巴的道路前進。在格瓦拉看來，幫助拉丁美洲進行武裝鬥爭，這已經是他現在唯一能做的事了，他在古巴的價值已經不再重要。[57]

    格瓦拉從古巴出走的情緒已經逐漸醞釀，在他心中所服膺的，是經由列寧重新詮釋過後的馬克斯思想，那是一種追求世界革命的共產主義思潮。也就是這種思想模式，讓格瓦拉無法就這樣滿足於古巴革命的成功。這類受列寧改革過後的共產教條，賽班(Sabine)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當中描寫得相當清楚，而格瓦拉反帝國主義的強烈情緒，也深受這套他從青年到壯年階段所喜好的列寧主義所影響:

一九一七年以後，「無產階級」一詞與馬克思所賦予的專門意義已有很大的差別。如通常將「世界無產階級」(world proletariat)當作「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工人」的同義詞運用，雖然後者絕大部分顯然不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直接產生的無產階級……列寧本人意識到，當他把馬克思最著名的口號加上「和被壓迫民族」幾個字，使其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時，便從根本上改變了馬克思主義。[58]

    1964年，也就在格瓦拉從國際舞台上消失的前一年的12月11日，在聯合國大會上格瓦拉發表了他最後一場世界性的公開演說。在那場演說裡，格瓦拉又再度向世人證明了他泛南美洲民族主義的信仰:

我是古巴人也是阿根廷人:如果最可尊敬的拉丁美洲的先生們不生氣的話，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比任何一個人都更加視拉丁美洲為祖國的人，而且無論何時，一旦需要，我將毫不猶豫為任何拉丁美洲事業貢獻生命，不講任何價錢，不提任何要求，不剝削任何人。[59]

    1965年3月底4月初，格瓦拉在整容過後，放棄古巴公民身分，離開古巴，進入剛果，繼續他的游擊行動。之所以選擇到剛果去，播撒反帝國主義革命的第一顆種籽，那是因為那裡是帝國主義最脆弱的一環；格瓦拉認為，這會是一個好的開始。雖然說幾乎在每一本談及格瓦拉的著作上都指出他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但是他卻從未忘懷對南美團結的嚮往，尤其在他家鄉阿根廷的解放事業上，自從古巴革命成功後，就不曾停止過關心。

    古巴革命成功後，他指揮過阿根廷革命分子組織游擊隊。雖然，那支游擊隊在1963年消亡了，可是從這點上，我們可以看出格瓦拉的泛南美洲民族主義情節乃是由對阿根廷的愛國心，及認同感上展演開來的。[60]

    並且，離開古巴後格瓦拉的一切行動，實際上是環繞著解放阿根廷這個核心目標進行著的。只是在1963年的大挫敗之後，格瓦拉發現了在阿根廷實行革命的困難，在真正進入祖國實行武裝鬥爭前，必須先做好萬全的準備，也就是由其周邊國家帶起的革命熱度。「因此，為了將一支游擊隊帶回祖國，他決定在玻利維亞，在一個同阿根廷接壤的國家建立第一個游擊中心。」[61]

    玻利維亞，那裡是格瓦拉最後的歸所，是他的葬生地。1967年，格瓦拉與他的游擊隊戰士們在玻利維亞叢林裡遭到圍捕。整個玻利維亞解放運動可以說是在亡命中展開，在追獵中命亡的。尤其到了十月，美國所訓練出來的玻利維亞特種部隊掌握了充分的資訊，格瓦拉及其戰友已是無處可藏，陷入了絕望的地步。許多歷史學家評判過格瓦拉在生命消逝前幾天所做的領導行動，在在都顯現出當時游擊隊的進退維谷:

是切本人促使他到阿夫拉德爾巴坦的，那是死亡地，因為他在空曠的地方行走，如同故意讓政府軍一舉將他的隊伍和他本人消滅。可以說是自殺。[62]

    自從他離開古巴後幾乎得不到太多外界的資源了，一切必須自己來。就像前文引用過的一段周恩來評格瓦拉的話，他認為格瓦拉盲動，不要黨的領導。表面上看來也許是如此，但是格瓦拉是亟需援助的，是積極尋求組織資源的，然而這些援助都不是來自古巴，不是來自卡斯楚，而是其他共產勢力如對格瓦拉在玻利維亞共產黨。可是大體來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家，沒有一個組織願意支持格瓦拉的行動，就連他所領導的游擊隊跟玻利維亞共產黨的關係也相當惡劣。初始能得到的援助就極其微薄，後來甚至連一滴飲用水也得不到了。

    南美洲國家掌權者們是不會期待革命的，這一個個格瓦拉夢想解放的區域，全都壟罩在既得利益者與帝國主義者的共犯結構之下。那些格瓦拉試圖聯繫，以請求援助的領導人們的反應就像與格瓦拉形同陌路的卡斯楚一樣，反對繼續與美國作對，拒絕進行彷彿在嘲弄、挑釁資本主義強權的武裝鬥爭。在當時的南美洲，唯一希望解放的既得利益者，只有格瓦拉一個，其他人只求享受樹上好不容易結出的甜美國果實，不去理會這果園的真正主人其實是美國政府，不願去思索以實際行動剷平果園，然後種下自己的果樹種籽。因為這麼做太冒險了，縱使成功奪回果園的主導權又如何?到時候的果園主人又未必會是我!南美各國領導者，包含卡斯楚都這麼認為，以至於他們寧願帶領人民做美國的奴僕，也不願與美國為敵。他們要的，不過就是權力:

對於格瓦拉的游擊隊，波共第一書記蒙赫早就非常不滿，最不能容忍的，是一群古巴人在自己國家買土地、建立基地，他認為這是古巴人干涉內政的陰謀。……一見面蒙赫提出了三點意見:第一，波共不便參加游擊隊，但他本人可以辭去黨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加入戰鬥；第二，他願意說服其他拉美國家共產黨，對游擊隊給予支持；第三，只要是戰鬥是在玻利維亞境內展開，他就要求取得政治和軍事的雙重領導權。[63]

    可想而知，格瓦拉當然是拒絕了蒙赫的提議。說到底，使得格瓦拉所領導的游擊隊成為孤軍的，就是政治權力與既得利益。最終，格瓦拉在玻利維亞死去，以年僅39歲之姿，面對槍決。

六、結論

    整篇專題我期待能用較為客觀的方式去記錄下格瓦拉的一言一行，以便去判別、歸納出格瓦拉這位榮辱參半者的意識型態。雖然，這無疑的，這絕對會是一項主觀程度相當高的專題研究。在這項研究裡，展現出來的，不只是受研究者的意識型態，更是撰寫專題者的思想產出。

    綜合全篇專題所記錄的，我們可以看見許多影響格瓦拉意識型態發展的片段歲月。畢竟，他是個早逝的歷史人物，在他的生命中，旁觀者如我們無法清楚的挑出他生命中意識型態、思想模式的轉捩點。在他的短暫一生中，格瓦拉幾乎可說是秉持一貫的態度去面對這個世界。我們看到的，那個被蓋棺論定的他，並不是一個經歷過改變的「英雄」，而是一個體會過成長的「人」。

    之所以會將格瓦拉的童年時期另闢一個主題，那是因為我認為在那樣的階段通常是一個人思想定型，或至少是刻劃出大架構、大走向的重要時刻。從那時起，我們可以瞭解到格瓦拉對軍事作戰的深深著迷，這幾乎已經向世人說明了他人生的終章。

    23歲時的摩托車之旅，格瓦拉所展現出來的，是一股對窮苦大眾，對受壓迫者的深刻同情，而對南美各國的民族情結也是在這個階段首次展現出來的。

    古巴革命則是格瓦拉意識型態發展、實踐的絕佳舞台，他將世界主義精神與民族主義做出結合，形成了所謂的泛南美洲民族主義。

    革命成功後的官僚歲月，那段開始與美國在意識型態上正面交鋒的日子，格瓦拉反蘇聯宗主國心態、反美國帝國主義的情緒表露無遺。

    離開古巴後，行動派的格瓦拉用革命的姿態向人們訴說，他對南美民族解放的熱情，以及一種浪漫的奉獻精神。明明他可以在古巴繼續過著優渥生活，縱使意識型態上跟卡斯楚有所出入，在古巴政治上的勢力受到動搖，他也可以用另一種方式繼續在古巴死纏爛打下去，可是他沒有，他選擇隨時都可能會喪命的戰鬥。

    綜上所述，我把格瓦拉定位為一位社會主義式泛南美洲民族主義者。

                                                                                 參考資料

一、書籍

1.雷西納爾多•烏斯塔里斯•阿爾賽著，劉長申譯，2010，《切格瓦拉一個偶像的人生、毀滅與復活》(第一版)，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2.埃內斯托•格瓦拉，梁永安、傅凌、白裕承合譯，1997，《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第一版)，台北:大塊文化

3.埃內斯托•格瓦拉著，陳小雀譯，2009，《玻利維亞日記》(第一版)，台北:聯經出版

4.埃內斯托•格瓦拉著，洪世民譯，2012，《切格瓦拉論游擊戰》(第一版)，台北:木馬文化

5.埃內斯托•格瓦拉著，丘德真譯，2010，《切格瓦拉的影像與記憶》(第一版)，台北:聯經出版

6.卡斯楚著，黃裕美、樂為良編譯，2006，《CHE切卡斯楚的回憶》(第一版)，台北:立緒文化

7.傑伊•坎特著，雛亞譯，2007，《切•格瓦拉之死》(第一版)，台北:聯經出版

8.師永剛、詹涓編著，2005，《切•格瓦拉畫傳》(第一版)，台北:聯經出版

9. 賽班著，李少軍、尚新建譯，1991，《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版)，台北:桂冠

二、網路資料

1.朱步沖，切•格瓦拉—他的國不在這個世界上，2007，三聯生活: http://www.lifeweek.com.cn/2007/1022/19822.shtml，檢索日期2013/12/26

2.切•格瓦拉維基百科註釋第16條，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0%BC%E7%93%A6%E6%8B%89#cite_note-16，檢索日期2013/1/1

3.THE INDEPENDENT，2010，NL，Latin lesson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world’s most ambitious literacy campaign?，THE INDEPENDENT NEWS: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americas/latin-lessons-what-can-we-learn-from-the-worldrsquos-most-ambitious-literacy-campaign-2124433.html，檢索日期2014/1/4

4.unicef，2011，cuba statistics，unicf: http://www.unicef.org/infobycountry/cuba_statistics.html#0，檢索日期2014/1/4